我童年的那个时代（上世纪50年代前后），老家庄户人用的铁锨都是村里的铁匠打制的，现在通常见的那种机制钢锨还很罕见。
老家的铁锨有两种，一种是铲土用的普通铁锨，长方形，前端较薄，后端有“裤”，用来插锨把；另一种是“条锨”，主要用来翻地和挖土。条锨与普通的铁锨相比，窄而长，呈梯形，前端窄，翻地时要用脚踏铁锨另一端的“肩”，所以这一端比前端稍微宽一点。我爹的条锨比一般的铁锨厚实的多，前端稍薄一点，但也比普通铁锨厚许多。
老家全是水浇地，土质肥沃厚重，发黑发粘，一年种两茬，夏粮是宿麦（冬小麦），秋粮主要是谷子、棉花、黄豆（50年代以后也种玉米），产量高，但是也费工。比如耕地，老家很少用犁耕，主要是用铁锨来翻。铁锨翻得深，熟土层厚，庄稼容易扎根，这样产量才会高。
秋天翻地，春天种菜，夏天浇水，条锨都是爹的专用工具。
儿时村里有铁匠铺。农家用的锄头、斧头、镰刀、铁锨、菜刀等铁器，大多是让铁匠按照自家的使用习惯与要求锻打成型的。我家的条锨跟别人家的条锨相比，更厚，更沉，更结实，而这种笨重款式的条锨，是我爹让铁匠特地打造的。
我爹说，这样的铁锨才经得起使用，能使上劲，翻地翻得深。但是，毫无疑问，这么笨重的条锨，使用起来也更费力气。所以我爹的饭量特别大。当然，我爹力气也大，七十岁的时候，一麻袋麦子，一百几十斤重，扛起来就走，根本不在话下。
除了铁锹，我家别的农具也普遍比别人家的笨重。比如扁担，我家的又粗又硬，担子的分量轻了都颠不起来。而用扁担挑东西，能颤悠悠地颠起来才比较省劲。再比如箩头（箩筐），我家的箩头更大，用的荆条更粗，可以装得更多，当然也更重。
爹种地舍得出力气，庄稼长势往往比别人家好，收成自然也更高。我记得在农业合作化前，有一年，我家的小麦亩产全村第一，当年在我们村里下乡的干部，把这个消息用枌笔写在戏场院附近的黑板报上。那时我正在读小学，认得字。看到我爹的名字上了光荣榜，我就觉的我爹和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一样伟大而光荣。这一幕，牢牢地刻在我脑子里。
农村实行集体化以后，我爹当过多年的生产队干部。爹给集体干活照样跟给自己干一样下力气，在他的领导下队里的庄稼也特别好。据我弟弟说，要辨认哪块地是六队的庄稼，很容易，只要看地里麦子、谷子的长势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
我爹是七十岁以后才跟随子女迁移到外地的，之前一直在村里劳动。按当时生产队的规定和我家的经济条件，这时他已经不必参加队里劳动了，大队也不再给摊义务工了（义务工是用于集体事业的一种义务劳动，按人头分摊）。但是我爹闲不住。
我妹妹讲过这样一个情节。一年夏收，正是龙口夺食的时节。一天，因为天气突变，生产大队的喇叭里呼叫村里的人们赶快到地里去帮忙抢收麦子。我爹听了一把拉上我妹妹就往地里赶。那时候我爹已经70多岁，退出了“劳动力”的队伍，我妹妹当时还是个孩子，也不算正式社员。我爹领着妹妹到了地里，那干劲一点不比年轻人差，真是拼了老命地干。一般社员参加劳动是挣工分的，我爹来参加抢收，并不要报酬。只要到了地里，我爹爹干活不仅干得好，出手也快，就其原因是他不偷奸，实打实地干。
老爹把劳动当成是一种享受，干活的时候，还常给人们讲故事。锄地和收麦子时，队长常鼓动我爹讲故事。爹的故事讲得好，干活又快，人们为了听故事，都生怕跟他老人家拉远了，所以跟爹在一起劳动，很少有人磨洋工。
我爹常说：“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”，这是爹的一种人生态度。想想我爹，就是这么一位纯朴、善良、厚道、勤劳的中国农民。爹没有上过学，只认识自己名字。但他老人家的为人处世令人肃然起敬。由敬生爰，这种爱流淌在我的血液中，渗透到我的骨子里，连同他那张得心应手铁锨，也深深地记在我的心中，永生难忘。
我常常想“诚实”这两个字的含义，诚，是说行为要忠于内心的善良；实，是指为人做事要有分量，有担当。一个诚实的农民，配用一把沉甸甸的条锨，这就是我爹在我心中的形象！
我没有用过我爹的那把条锨，但是我牢牢地记住了我爹的这把条锨，我把它沉甸甸地扛在心里，扛在我的精神世界里。念书的时候用它开垦知识，当教师的时候用它辛勤耕耘。现在我早已年过七旬，仍然用从父亲手中接过的这把条锨，度过我的晚年生活。即使是在古稀之年，我也要用它来开垦我从未涉及到的，对我来说是荒漠的文学写作处女地。我相信，枯木逢春，朽木可以雕琢。我这个＂受苦人＂家出身的孩子，注定会耕耘不止。
马仙写于2015年12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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